豪伊常常遭遇别人——家人、同事、医生——的质疑态度，怀疑他的疼痛是否真有他说得那样严重。“你不能看见疼痛，这是最坏的事。你不可能知道它的滋味，除非，天哪，你领受过它的苦楚。我觉得人们时常不相信我，这让我气愤，真的气疯了。他们到底要把我当什么，一个诈病者？”在豪伊看来，他接受的那些手术，有一个正面的作用，那就是它们留下的伤痕。这是他的疼痛的图示，他可以显示给别人看；他可以抚摸它们，让自己确信，他的背确实有某种“生理上的毛病”。每次手术以后，他觉得他的家人、警察同事、医生都变得更同情他。虽然，在总体上，豪伊认为手术只会使情况恶化，但他仍然打算做另一次大手术。促使他作决定的很大因素，就是手术的这个潜在的社会功能。

豪伊·哈里斯非常悲观。他不相信有任何东西可以治愈他的背，甚至不相信恢复任何伤害的可能性。他相信疼痛会缓慢而不可避免地恶化，因为每次剧痛发作后都需要比上一次更长的时间来恢复，而且，每日疼痛的程度也在增加。在过去几年里，他每年都缺勤一个多月，今年甚至更多。他找不到任何办法阻止情况恶化。他每周至少去看一次医生，接受神经阻断治疗，注射麻醉镇痛剂，配最新的疼痛处方药，做神经和骨骼的重新评估。

在我们的咨询面谈中，他告诉我，他放弃了祈祷，因为他觉得这没有用。他不认为他的病残是上帝对他的惩罚或考验。在十多小时的面谈中，他很少有放松的时刻。有一次在他放松的时候，我问他，上帝在他的病痛中扮演什么角色，他报以少见的、淡淡的微笑，说：“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考虑，如若不然，那他应该会考虑。”

像百分之五十的慢性疼痛患者和大多数一般慢性病人一样，豪伊·哈里斯的抑郁症状已达到公认的重度抑郁症标准。但他的情况表明，他的忧郁消沉是因疼痛经历，而非其他方面。他的睡眠、胃口和精力失调——乃至他的内疚感、自尊心降低和想到死（所有公认的诊断标准）——都可以直接归因于他要命的疼痛。所以，很难说他是否真的患有离散性精神障碍症，或许更像是纯粹由长期病痛引起的深深的悲痛沮丧。事实上，疼痛专家曾给他用过抗抑郁药，但对他的疼痛和消沉均无疗效。这使后一种可能性看起来更合理。但另一方，从他的家族史来看，他的父亲和曾祖父都有抑郁和酗酒的毛病，他又属于精神紊乱风险较高的一类。然而，豪伊的疾痛陈述还是有力地说明了，如同其他大多数疼痛病人一样，其抑郁症状是疼痛的后果，而非原因。

豪伊·哈里斯出生在荷兰家庭。他的父亲是个酗酒、打妻子的水管工。当豪伊五岁时，他与妻子离了婚。从此豪伊未曾见过他。“我从未真正认识他。我从家人口中听说他的劣迹，但几乎记不得曾与他在一起过。我在没有父亲的感觉中长大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