吃完饭，我想跟我爹聊聊，我弟弟又缠上我了，他说他认识了不少字，然后就用铅笔在墙壁上写道“我爱北京大女门”。我笑得不轻，捏着他的鼻子羞辱他，我说，北京的“大女”没你什么事儿，等你长大了，我给你找咱们这里的“大女”。我弟弟说，不是大女，是天安，你能给我找来个天安门吗？我说能，只要你哥哥活在这个世上，就一定能满足你所有的要求。我爹不在原来的学校当教导主任了，他调到了离家近的一个小学，继续当他的语文教师。我爹可真是好样儿的，他的视力差到那种程度还在教课，他经常笑着说：“大远，我上辈子可能是个神仙呢，别看我的眼睛快要看不见了，可我看我的学生可清楚着呢，他们的脑袋在我眼前像脸盆那么大，书上的字也大，像苹果。”

我问他：“那么你看我和我弟弟像什么呢？”

我爹都要笑躺下了：“像两座金山。”

第二天，我回到厂里，刚换好工作服，主任就过来拉我：“杨远，厂长找你。”

这事儿终于还是来了，我稳住精神去了厂长办公室。

厂长笑眯眯地在等我，见我推门进来，他忽地站起来，热情地跟我握手，嘴里不停地念叨，小杨是个好同志，小杨是个好同志。

我有些发蒙，难道开除一个工人还需要客气着开除？那一刻，我把提前在肚子里想好的词儿全忘了。

我抽回手，傻忽忽地问他：“厂长，千万别跟我客气，有什么话你直接吩咐得了。”

厂长边给我敬着烟边问我多大了？什么学历？家庭状况？个人爱好？最后，他斩钉截铁地说：“写个申请吧，入团。”

出门的时候，我的脑子晕晕忽忽的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耍猴儿？

李俊海像戏剧里的奸臣那样笑着来找我：“兄弟，昨晚我去厂长家了，哥们儿当了一把滚刀肉。”

我没问他具体是怎么当的滚刀肉，当时我笑得岔了气。

入了团没几天，厂长又找我了：“小杨同志，经过组织研究，决定委任你担任本厂团支部文体委员。”

晚上喝我的“升官酒”的时候，李俊海笑成了一只蜷成一团的刺猬。

那一夜，我失眠了……黎明的微光中，我看见我爹站在我的面前冲我竖大拇指，他的腰板挺得笔直。

忽然有一天，李俊海鼻青脸肿地回来了，我问他怎么了，他不说话，坐在床头老僧入定一般安静。

隔了几天，我跟社会上的一个大哥一起喝酒，那位大哥告诉我，李俊海被人绑到了一间小黑屋，没揍几下他就软了，可能他以为是你们厂长找的人，哭着对人家说，他去厂长家闹事儿是受了你的指派。我不相信，让他带我去找曾经参与绑人的一个朋友。那朋友开始还以为我是来打架的，吓得直哆嗦，等问明了来意，他说，因为李俊海打过他大哥的一个亲戚，他们就一起去绑了李俊海，谁知道弄了这么一出，当时大家都很害怕，怕你知道了来找麻烦，有的伙计到现在还不敢回家呢。我听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难受得上吊的心都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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