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这个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，顾宪成作为一个小小的主事，却能够在幕后出主意，左右他的上级，去修剪皇帝的羽翼。

万历二十二年（1594年），顾宪成升任吏部文选司郎中，掌管官吏班秩迁升、改调等事务，这是一个很有实权的差事，顾宪成在这个岗位上，充分行使了他的职权，做出了许多令人惊奇的事情。

虽然他只是一个司长，但却能决定部长的任命，“先是，吏部缺尚书，锡爵欲用罗万化，宪成不可，乃用陈有年。”

首辅（锡爵）想用一个部长（罗万化），但是司长（顾宪成）不同意，于是只好任用他人（陈有年）。

顾司长不仅不把首辅当回事，还老跟皇帝过不去，“所推举率与执政牴牾”。

在封建社会，官大一级压死人，皇帝对臣子更是有生杀予夺的权力，然而这种情况到了顾宪成这里就完全颠倒过来了。

他不仅可以左右他上级和他上级的上级的意志，还可以任免他的上级，甚至还屡次与皇帝对着干。如果不是史书记载，我不敢相信有这样的事情。

这是什么人呀？他吃了熊心豹子胆了？

亲东林的《明史》不会为我们剖析顾宪成皮袍下面藏着的小，但是我们可以自己去分析。

思前想后，我认为只能有一个原因：他有自己的组织，因此有恃无恐。

有组织做靠山，一切都不在话下。

即使有危险，组织会出面保他；即使跌倒，组织会让他东山再起；即使爬不起来，组织仍能保障他的利益。

顾宪成冒进的行为方式，也为他找来了麻烦。

不久，首辅王锡爵年老引退，便命吏部根据品望推选六七位能够胜任首辅之职的官员听候点用。顾宪成等人违背皇帝的意思，几次提名的人，都是万历所厌恶的，万历认为吏部在“徇私”，在吏部的奏疏上批了“司官降杂职”五个字，矛头直指顾宪顾，给顾宪成降职处分。

关键时候，组织的作用显现了，许多大臣上疏申救，奏疏上百封，这使万历更加恼火，他显然己经感觉出了顾宪成和他的组织对他的挑衅。

万历一定在心里想，我就不信，我这个皇帝连个吏部郎中都办不了，我要办不了你，我这个皇帝就不当了！

于是，他以“忤旨”之罪将顾宪成革职为民，那些上疏申救的官员也都受到外放、降调、削职等处分。

皇帝真的恼了，顾宪成只好暂时服贴一下。

回到家乡以后，顾宪成并没有养望林下，短暂休整之后，顾宪成就开始以讲学为名，广交朋友，四处活动，他请进来，走出去，在自己住宅南边造了几十间书舍专供来人居住，还经常与苏州、松江、常熟、太仓、嘉兴、宜兴等吴中学者聚会。

随着活动量的增加，顾宪成迫切感到必须具备一个固定的讲学场所，从而将分散的讲学活动变成一个有协调组织的统一活动，从而增强社会影响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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